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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电影最大的“问题”是：慕《遗传厄运》之名而来的观众发现它并不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，即使阿里·艾斯特在两部电影中留下了相同的“署名”（邪教亚文化、令人毛骨悚然的脸部镜头和对糟糕人际关系的探索）。它实际上展示了邪教的非常规生活方式和邪典化运作模式，以及他们如何让人的痛苦得到共情、压抑得到释放，这一切是通过复杂的视觉形象实现的，包括北欧文化奇观、神秘主义符号和借鉴自《黑水仙》、《苔丝》等电影的恐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形象。 相较于前作，导演也更加注重、追求镜头的形式感和隐喻性，例如，几个令人目眩的环绕和倒置镜头过后，一行人从现代都市穿越到了神秘村落——镜头割裂了两个世界的联系，而在永昼的村落里，一系列扭曲的主观镜头既展现了人在经验失效后举足无措、如坠云雾的状态，也在暗喻这里的食物和水是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