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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至今日，佐杜洛夫斯基的《鼹鼠》无论是风格还是主题都已经彻底过气。象征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，诗学象征不是可独立存在的符号。它的指向需要语境，需要实在的故事、人物和背景。这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和角色究竟都指向什么呢？谁也没法讲清楚。只有在具有强烈自传性的男主角和导演脑袋里，它们的结合才有意义，而这层意义不能传递到观众脑袋里。加之这股六、七十年代的嬉皮运动背后有着令人咋舌的厌女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，它的唯灵主义表面为人、实际只为利己。正如这部代表了导演自己对形而上问题思考历程的电影，它的上下篇似乎暗合着旧约与新约，而第二部渡人的愿望最终崩坏，最终只有通过涅槃才能勉强把自己拯救。